三.无的放矢。公文为解决问题而制发，必须讲求针对性。否则，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。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一文中把“无的放矢，不看对象”列为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，并在这一部分中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典故，说“‘对牛弹琴’这句话，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。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，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，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。
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通呢?”公文起草也要克服这个毛病，注意其针对性。很难想象，一篇毫无针对性的公文，能够打动人、影响人，推动工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公文“份量”的标志。要增强公文的份量，做到有的放矢，起草之前，就应当首先搞好调查研究。问题调查清楚了，劲才知道往哪里使，讲问题、提对策才有针对性;政策、措施经过比较、论证，在实际工作中才能行得通，有可操作性。
四.朝令夕改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，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政策也是这样，它也要随着时间、地点、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。但政策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连续性，而且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直接关系全局的稳定、事业的发展。
正如我们平时常讲的：政策稳则人心稳，人心稳则全局稳，全局稳则事业兴。因此，起草公文时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，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。
要做到这一点，有必要做好两个方面的检查：一是检查一下文件的基本精神同党和国家的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令以及上级机关的决议、命令、指示有无抵触。若有抵触，应坚决改过来。二是检查一下同本机关已经发布的有关规定是否矛盾。
对有矛盾的地方要认真进行分析，如果是对原有政策的补充、完善，表述一定要清楚，不可让人产生"政策要变"的误解;如果认为以前的规定确有必要修改或废止的，要提请有关方面进行研究、论证。
五.用语失准。用语必须准确，这是起草公文的基本要求。衡量公文用语是否准确，主要看概念是不是明确，判断、推理对不对。因此，在抽象概括某一事物时，首先要将事实搞清楚，然后再进行判断、推理，切实做到准确反映客观实际。
比如，评价的话，要恰如其分，既不夸大，也不缩小;分析问题原因的话，要客观、实在，确实号准脉，点出问题的主要症结;讲“两者关系”的话，要分清主次，同时防止片面性。
另外，工作要细致，避免因粗枝大叶出现“硬伤”。比如，对所引用的话，要注意看出处和是否权威;同一个问题总结部分和部署部分都讲的话，要注意前后一致;对有疑问的话，要主动与有关方面沟通、请教，切实将问题搞清楚;对一些重要情况和数据，要注意核实，务求准确。
六.篇幅过长。篇幅过长是目前许多地方和部门文件的一个通病。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，“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么写得短些，写得精粹些”。现在虽然不是战争年代，但各级的工作都很忙、压力都很大。
本来各类文件、简报就很多，如果再让大家看篇幅过长的文件，这无疑是“雪上加霜”。因此，很有必要提倡写短文。要压缩篇幅，很重要的要有“精品”意识。
文件拿出初稿后，要逐字逐句地进行推敲，把可有可无的字、词、句删去，把令人生厌的繁言简化，把毫无实际意义的大话、套话、废话抹掉，努力做到既把好政治关，又把好文字关。
七.无物无序。与此相对的是有物有序。有物有序是古人写文章所遵循的两条基本要求。“有物”就是要有内容， “有序”就是要有条理。现在一些公文这两方面都有缺陷。比如，有些文稿只提出问题，对如何解决问题，只讲了些原则话。
有些文稿则内容繁芜，在一个段落层次里讲几个意思，令人读后印象模糊，不知所云。这两方面的毛病都应当予以纠正。
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提倡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。我们应当学习这种精神，尽力把文件写得实一些，“干货”多一些。这样才能收到既便于抓工作、又便于抓落实的效果。同时，要讲求公文内容的逻辑性和条理性。
实际工作中有这样一种现象：有些写得好的公文，虽然篇幅比较长，但却引人阅读，使人不厌其长;有的写得不够好的公文，虽然篇幅不长，却使人看起来感到费力。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内容是否条理，语言是否流畅。由此可知，公文内容“有序”才有可读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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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：胡紫伦)